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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社会兴西学，国内多种领域表现出了对西方文明的渴望。在这种语境下，传教士看到了兴办教会学校的可能与文化殖民的捷径。因而，多个宗教传播团体都确立了创办学校的共识。起初传教士以初等教育为切入点，大开教育的门槛，招收社会底层的贫困学生，免收学费，并且“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寻找机会宣讲福音，争取最广泛的听众。”②藉由晚清实业教育的空白，这类机构作为填补兴学需求的产物得以发展。

       到了20世纪初，教会学校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由初、中、高三等级教育机构组成的完备的教育模式。在这种结构的形成中，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以稳定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方式进行传播，并开始了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理论本土化、世俗化的中国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中国传统教育在课程内容、活动空间、价值观念改造的重要标志。

       最早的教会学校出现在几个通商开埠的沿海口岸，它们持有不平等条约作为布道的“特别通行证”，并以其教育内容和制度优势成为了晚清教育救亡的“外援”。以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为例：在中国开办学校并维持其运转，不仅要教本地青年读写英文，还要教他们自己的语言。通过这样的媒介让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触手可及。此外，学校里还要读《圣经》及其他基督教相关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