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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晚清的教育现实来说，功利性、脱离实际的学术风气，若不从内在改变教育目的和价值，添设多少实业学堂都是徒劳。也就是说，晚清兴学要从思想层面改变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单一的实业教育不能解决社会发展带来的恐慌与焦虑。人们在创办总理衙门、同文馆的冲动下，渐渐察觉文实分化、专门与普通专业的需要。实际上，在晚清“师夷长技”的过程中，西式的思维逻辑、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等就以隐性的方式随天文航海、船业制造的脚步进入中国。但为了维系摇摇欲坠的王道政权，清廷试图用“中体西用”的权宜之计来限制异质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冲击。

       关于“采西学”，冯桂芬曾有详细的分析：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又如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儿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是，奇技淫巧不与焉。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至善者哉？                     

      冯桂芬《采西学议》②在清廷大力兴办实业学堂，如马尾船政学堂（1866年）、上海操炮学堂（1874年）、天津水师学堂（1880年）、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以实用技术教育为主，兼顾本国经史、外国语言文化的课程形态。此时以经史、文学、政治、语言等政科，以机械、化学、光电等艺科构成的教育系统开始向着普遍性、确定性的现代知识结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