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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上门回收闲置珍藏旧书 

       外来的知识结构与中国传统文教形制共同构成了“现代文学教育”萌发的语境。特别是京师同文馆的出现，在译介和传播外国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1895年的《马关条约》给因兴学而沾沾自喜的封建王朝浇了一盆冷水，这共计十九款的协议迅速引发了晚清各个阶层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同时也为兴学由实业技术到人文思想的过渡创造了良机。此时的清朝更加迫切地期望以西学补中之不足。梁启超描述甲午丧师之后的举国震惊，一部分士人开始宣扬维新思想，如“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③。

       对西方世界来说，科学技术的发生离不开哲学、美学、文学、教育学的发展，特别是人文思想中蕴含着巨大的思想动能和创造力量。晚清希望单纯依靠器物技术完成救国梦想，就像踉跄学步的幼儿，是无法独立行走。因此，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的影响下，教育领域的兴学逐渐由电报、铁路、邮政等知识，转向了人文思想领域的律例、语言、教育等内容。虽然，人文知识和思想的转向是封建集权统治的忌讳，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兴学实践，教育领域内对新思想的传播不可阻挡。

      晚清的知识分子依靠他们文人的身份承担着引领学术研究的风潮；同时，他们士人身份关系着政治立场与学术话语的动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看，晚清兴学既是教育内容的一次革新，也是思想观念的一次变革。从情感角度看，19世纪末封建体制内存在着一部分学子，他们愿意接触西方的文明、接受革新的观念。并且能够意识到学习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教育制度、文学艺术能够带来“自强”的希望。然而，更多的国人则以“法祖”为口号，实质是担心社会变革对自身利益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