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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州文会馆设正斋课程，第一年教学内容包括了西学方面的天道溯源、代数备旨；在中学部读《尚书》《诗经》、重讲《论语》、作诗文，基本上涵盖了经史子集的内容，是广义上的文学教育。后来由于科举制的废除，中国文学的教育侧重于策论经义，而在备斋课程中，则明确规定使用官话进行教义问答。这是国语统一的早期尝试。无论是对中国古代文学，还是对宗教教义传播，这种结合实用性与普及性的做法极大地拓展了知识的受众群体。此外，传教士还专门组织人员编写教科书，19世纪70年代“学校教科书委员会”（The  School  And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又称为“益智书会”）成立。

        根据王树槐的研究，该委员会在十几年间共计出版教材50种、图表40幅，另外审定学校使用书籍115册。共分初级和高级两类教材，包含了算学、科学、历史、地理、道学、读本、拼音等类别，约3万余册，并且教科书是以浅显易懂的文字编写而成。再有，教会学校作为“西学东渐”的特殊产物，为西方现代思潮融入中国搭建了平台。环保回收旧书处理旧书收购 早期的教会学校为宗教精神与儒学经典的结合确立了一条通俗化的教育路线。

        但随着晚清社会风气的开化，西方的哲学、美学、伦理学、文学得到了进一步传播。教会学校引起的异质文明碰撞，推动了教育的反思，那种“徒得西学之皮毛”的技术转向了思想领域的变革。环保回收旧书处理旧书收购 传统的中国文教是统治者维系集权的工具，因此在道德教化背后时常隐藏着“暴力”的符号。而教会学校除去殖民侵略的目的，它在关注个性发展、提倡爱与自由的特色，对苦心孤诣的八股习文和耗费心力的经义考据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末的封建治学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