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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拓《东汉曹全碑》，全称《 阳令曹全纪功碑》，立于东汉中平二年（185年）十月。碑文记载曹全做西域戍部司马和 阳县令时的一些事迹。

明拓《史晨碑》，此碑两面刻，统称《史晨前后碑》。前碑建于东汉建宁二年（169年）三月；后碑建于建宁元年（168年）。均为隶书。现存山东曲阜孔庙。前后二碑如出一手，笔致古厚朴实，端庄遒劲。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明拓《史晨碑》，此拓本行三十六字，当为明初拓本。

明拓《张迁碑》此碑立于汉灵帝中平丙寅（186年），碑不知何时埋没土中，至明初山东东平农民犁地时在地下掘出，遂为官府移置州学，1964年移藏泰安岱庙炳灵门。碑石精整完美，碑文为隶书阴刻。碑字书体朴厚雄强，为东汉碑刻隶书的代表作品之一。此碑传世拓本，多为晚清时拓，旧拓稀少。 北京市文物公司所藏《张迁碑》拓本，为王戟门旧藏明代中期拓本，已剪裱成册，拓本为白棉纸干墨铺拓，纸地坚韧，墨气浑古，字画丰腴，没有丝毫涂墨和填补，装裱时也未改变字口，如实反映了碑石文字的本来面貌。使人临摹时颇有笔法可寻。

明拓《张猛龙碑》，北魏正光三年（522年）立，正书。多别体字。如今山东曲阜孔庙。此为张猛龙之颂德碑。书法劲健雄俊。《平碑记》云：“书法潇洒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此碑书法已开唐楷之先河，虽笔法与《贾使君碑》、《高贞碑》、《崔敬邕碑》相近似，而结体茂 密，变化多方，则首推《张猛龙碑》。中国历史博物馆所收藏的明拓《张猛龙碑》纸、墨均好，墨色好，纸也旧，故行家和鉴赏家一见就鉴别为明拓本。不但纸、墨都好，而且考据也全，“冬温夏清”四字未损，这就是明拓依据。此为明拓好本，不易多得，此碑一般不拓碑阴、碑额，其明拓本一般都如此。它是魏碑三大系（张猛龙碑属方笔道；郑文公碑属圆笔道；龙门造像记属方中方笔道）属于方笔道。故此碑成为研究魏碑的重要资料。

明拓《装裱成册，册后有张廷济、赵烈文题跋。此本可考之最早收藏者为明末清初之曹溶，次归吾进，次归秦褧孙，后归陈剑伯。此明拓本，文字清晰，笔画保存亦较完好，如“路远”、“斯起”、“雹草”、“九门张公礼”等字犹存，为明拓本之确证。从书法艺术而言，该碑承汉晋草隶，下开唐朝楷书先河，为研究书法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清初时期的拓本，沿袭明代拓法，几乎与明末拓相似，故有些鉴定专家，把清初拓充为明拓。如北周《华山庙碑》，又名《华岳颂》，天和二年（567年）立，如今西安碑林，万纽于奉敕撰，赵文渊隶书。额篆书题“西岳华山神庙之碑”，刻成二行。明郭宗昌等评此碑“尽缅古法，浅陋鄙野”。此碑一破汉至唐一般规范，即有此碑的撰、书者姓名。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北周西岳华山庙记》，原说明拓，纸、墨都不够，几经专家们鉴定为清初拓为妥。

乾隆拓

清朝以乾隆拓本为精，连康、雍时期的拓本都比不上乾隆时期的拓工好。因乾隆时期特别讲究拓碑帖所用的纸、墨，这时的纸墨远远超过康熙时的纸、墨。其墨的成分较细，远超过明朝，其原因之一，因明朝遗留下一些好墨，乾隆时期，除了用极好的墨作原料外，又揉入明朝的墨。由于旧墨新笔，写出的字既光亮又乌黑。由于乾隆时期的墨超过元、明又极讲究拓法，故乾隆拓本十分精美。尤其是乾隆时期的墨，用作乌金拓，那是最为宝贵的。如《三希堂法帖》的初拓本，都是一些漆黑发亮的佳拓本。用这批初拓的最佳拓本，赏赐给一些大臣，也许有几十部或一二百部。捶拓时使用乾隆最好的墨，石面光滑，采取乌金拓，其拓本可谓光耀照人眼目。

清代法帖

清拓本还往往包括着较多的清代法帖在内。清代书法，前期基本上承明代旧风，崇尚帖学。清代的帖学不仅以晋之二王为法则，连宋的苏、黄、米和元代的赵子昂亦包括在内。这时期刻帖盛行，较为著名的刻帖有乾隆内府刻的《三希堂法帖》、《墨妙轩法帖》（又称《续三希堂法帖》），初拓本大多为乌金拓，墨色乌黑发亮。又有清乾隆三十三年曾恒德刻《滋蕙堂法帖》，嘉庆六年汤铭摹刻的《寄畅园法帖》。清初尤永福摹镌的《秋碧堂帖》。同治五年孔广陶撰的《岳雪楼鉴真法帖》。康熙二十九年由沈荃等奉旨模勒上石的《懋勤殿法帖》。清冯铨摹集的《快雪堂帖》，嘉庆十年成亲王永瑆撰集的《诒晋斋法帖》。康熙二年卞永誉撰集的《式古堂法书》。清乾隆年间孔继涑摹刻的《玉虹鉴真帖》。清乾隆五十四年毕沅撰集的《经训堂法帖》。潘仕成集刻《海山仙馆丛帖》等。这些拓本用纸除了陕西的皮纸、白棉纸、连史纸、竹纸等仍沿用外，尚有新生产的料半宣纸，呈黄、白二种色彩，还有桃花纸、朝鲜皮纸、六吉棉连纸、洋连纸等。一般来说清初拓以白棉纸作重墨拓。乾嘉时大多用黄色宣纸作淡墨拓，也有用料半白宣作重墨拓，清末以双倍墨仿明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