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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河区诈骗罪刑事律师；网络微信诈骗公司员工判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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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违法行为被拘留后，直到法院开庭审判约4个月时间，家属都不允许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家属可委托律师到其羁押的看守所会见，拘留15天左右，口供还不固定，律师可到看守所告知其做口供时的重要性和注意事项，律师了解案情及本人被捕后向公安机关供述了多少内容，可以根据案情的复杂程度及后期量刑结果，尽快帮其申请取保候审事宜，以免受牢狱之苦！

　　一、网络诈骗罪辩护词范本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王某某近亲属委托并经王某某本人的同意，山东法杰律师事务所指派我担任其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依法会见了被告人，详细了阅读了本案相关案卷材料，并且通过庭审，使我对本案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现依据相关案件事实及证据，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为被告人王某某作罪轻并应减轻的辩护；被告人王某某有以下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应当减轻处罚。

　　一、被告人王某某具有立功表现。事实依据：被告人王某某于2010年6月28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如实全部供述自己与其他同案犯的犯罪经过，并提供另外两被告人岑某某、黄某某的照片、真实姓名、手机号、住址及其他一切所知悉的信息资料，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将其他两名被告人岑某某、黄某某抓获，使案件及时得到侦破，使受害人钟某的经济损失得以及时挽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五条之规定，被告人应该认定被告人王某某具有立功表现。

　　二、被告人王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作用较小，其行为不能单独、直接地引起犯罪结果，是次要的辅助的实行行为，情节不严重。其次要作用的事实理由为：

　　1、犯罪介入上的次要作用。根据受害人钟某的《询问笔录》及被告人王某某、黄某某、岑某某《讯问笔录》：被告人岑某某与受害人钟某于2010年1月至3月份一直联系，并取得受害人钟某的信任，被告人王某某与受害人钟某之前并不认识，由于后来王某某与岑某某、黄某某认识后，在2010年4月份，岑某某告诉王某某、黄某某认识济南市槐荫区一个叫钟某的女的，并说能骗到钱，让王某某和黄某某配合进行诈骗。王某某是与岑某某、黄某某认识后才偶然卷入这次犯罪的，属于是偶然犯，在介入上起次要作用。

　　2、犯罪行为上的辅助作用。犯罪行为上，根据受害人钟某的《询问笔录》被告人王某某仅仅是打过两次电话，并没有一直与受害人联系，而是由被告人岑某某一直与受害人联系，并办理的两个银行账户，通过短息及电话方式告知受害人先后四次汇款，受害人汇款后，该款项一直由岑某某和黄某某控制着，被告人王某某并无权掌握上述资金，因此在行为上起次要作用的。

　　３、分配赃款金额上的次要作用。

　　（1）分配办法上的协商上看的次要性。从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中来看，三个人皆分得相同的6万余元，实际上事实并非如此，王某某并未分得6万元，因为取款的卡一直均在岑某某与黄某某手中，被告人王某某与其他两被告人也不住在一起；也没有与其他人在利益上进行过任何协商交流；

　　（2）分配办法话语权上看的次要性。每次分钱都是岑某某或者黄某某提出来，在分配办法上，被告人王某某显然没有话语权；另外从其所获得的款项数额也可证明其作用辅助性。

　　依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31条规定、对于一般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充分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不同，根据事实和证据能分清主从犯的，都应当认定主从犯。有多名主犯的，应在主犯中进一步区分出罪行最为严重者。对于多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案件，要进一步分清各被告人的作用，准确确定各被告人的罪责，以做到区别对待。

　　（2）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第三条第10款．共同犯罪中有两名以上主犯或者不宜区分主、从犯的，对于其中作用相对较小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三、被告人王某某是初犯、偶犯；事实依据：王某某是第一次犯罪，未受过刑事处罚，应当认定为初犯。同时是受岑某某的影响而介入该案实施犯罪的，因而是偶犯。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9条、对于较轻犯罪的初犯、偶犯，应当综合考虑其犯罪的动机、手段、情节、后果和犯罪时的主观状态，酌情予以从宽处罚。

　　四、被告人王某某当庭认罪并且认罪态度好；王某某积极主动交待了自己参与的全部行为，为了配合公安机关的侦办，同时，王某某对自己的行为十分后悔，并写有《认罪保证书》，保证不再犯罪，也多次向公安机关、公诉机关表示不再做违法违纪的事了。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五、被告人王某某积极赔偿受害人并取得受害人的谅解；2010年8月9日，王某某委托公安机关向受害人钟某支付了83666元，在对比自己所获得的款项上充分超额对受害人进行了赔偿。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2010年8月30日，受害人钟某出具谅解书，并“希望能对三人从轻处理，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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