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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瑰宝——京杭大运河 

【文化背景】

京杭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必须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运河文化的内涵具有三重属性，人工开挖是其区别于其他河道的水利属性;国家制度是其作为文化的一种战略高度;连接南北是其社会属性。从这三种属性中，可以看出运河文化的内涵包括了技术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三大类。

首先是技术层面的运河文化，即运河的文物特性。相对于长江、黄河等河流，运河人工开挖的特点决定了其首先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辩证地看，这关系中既蕴含着人定胜天的积极态度，也有相地而流、本乎时势的理性，是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一永恒矛盾的权衡。当这两种思想共同反映在运河河道开挖、疏通、改变及维护的层面上，就形成一种技术层面的文化，可以分为水运工程、引水工程、蓄水系统、整治系统、防灾系统等。其中节制工程、穿越工程、跨江河工程、闸坝工程等专门性工程是工程技术的核心。这些完备且颇具技术含量的工程浓缩了历代官员、水利专家以及大量百姓的心血与智慧，使得中国古代的运河技术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其次，漕运制度，即漕运及运河治理所反映的制度文化。康有为曾说：“漕运之制，为中国大制。”(《康有为政论集》)这一“大制”，跨越多个朝代，形成了稳定的运河制度文化。运河所蕴含的制度文化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行政管理文化。运河河道和漕运管理都属于国家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机构组织、法律规制、人事安排等一系列河漕制度，是各朝各代执政者政治管理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其完备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以及整合的意义，亦反映了传统制度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特质。二是战略文化。从历史长时段来看，运河线路的延长以及从人字形到南北贯通的一字型的改变，不仅从空间上拉近了中国南北的距离，更从国家战略格局上促进了传统经济格局和政治地缘格局的改变，解决了集权政治的稳定性、区域地方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保证了国家统一和安全。

最后，社会文化，大运河区域的社会文化是由运河及其所流经区域民众所创造、遵循、延续的文化，它是在运河开凿和通航过程中，长期积淀形成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一个以时空辐射为演变特征的跨区域、综合性的文化系统。与其他文化相比，运河社会文化有着显著的“运河”特征和开放、沟通、区域的特性。但总体来看，关于运河社会文化，一方面应强调“运河性”文化的拼盘或多学科组合，如它涉及商贸文化、建筑文化、曲艺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和民俗风情等多种门类;另一方面，还应看到运河历史文化是一个整体，从“人”的视角出发，运河文化并非所有的事实和现象，而是人们的行为，以及影响人的行为要素的整体联系的因素。所以，运河社会文化是运河区域民众所创造的文化本身与文化形成过程的结合。

【解题思路】

一是有利于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大运河时空跨度长，地域面积广，遗产类别多，文化价值高，历史与现实相互交融，蕴含着深厚的精神内涵，承载着丰富的时代价值。打造大运河文化带，加强大运河所承载的丰厚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挖掘和阐释，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核，推动大运河文化与时代元素相结合，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将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二是有利于促进区域创新融合协调发展。大运河是贯通南北的文化长廊，也是联系不同区域的重要经济动脉和生态廊道，拥有极为丰富的文化、生态、航运资源。打造大运河文化带，紧密结合国家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统筹大运河相关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推进文化旅游和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以文化为引领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地社会和谐繁荣，将为新时代区域创新融合协调发展提供示范样板。

三是有利于深化国内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大运河自古以来就是全国各民族各地区交融互动的关键纽带，也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沿地带，对国内外文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华民族留给世界的宝贵遗产。打造大运河文化带，强化大运河精神内涵，挖掘和弘扬时代价值，深化国际交流互鉴，再现大运河包容开放天然属性，将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更好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供重要平台。

四是有利于展示中华文明、增强文化自信。大运河记录了中国历史文化写不尽的厚重、壮美和辉煌，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打造大运河文化带，加强保护传承利用，坚定文化自信，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将为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重要支撑。（意义）

一是宣传大运河保护理念，指导各地深入学习《规划纲要》，在工作过程中切实保护群众利益，鼓励民众参与，使他们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二是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开展涉及大运河违法违规案件专项督察，督促各地把大运河沿线革命旧址、工业遗产、水利遗产等近现代遗产纳入保护视野。

三是探索遗产“活起来”途径，指导各地探索大运河考古遗址公园、文化线路、遗产廊道等文化公园建设模式，鼓励各地探索传统民居、近现代遗产等一般不可移动文物活化利用模式。

四是推动大运河文化走出去，积极争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开展合作，进一步宣传、推介大运河遗产价值文化内涵和保护案例，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推广“中国经验”。(措施)